幸福的秘密
作者: 奚恺元
作者简介: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Theodore O. Yntema 讲座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客座教授。
编者按：如果问你“想不想挣到更多的钱？”当然想。再问你“有了更多的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生活更富裕。那么生活更富裕是为了什么呢？……归根到底，在满足了生存需要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更多的金钱。
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经济学的互相渗透，诞生了一门研究人们幸福规律的科学：幸福学。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致力于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严格的理论来研究人们的幸福。本刊编辑对他进行了专访。
北大商业评论：幸福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奚恺元：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消费更多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选择的自由，而且，财富的衡量似乎比幸福更加直观，更加容易。所以，传统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上。
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财富的增加不一定能有效地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美国在过去 50 年里，人均 GDP 翻了 3 倍，但多项研究发现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却没有明显提高。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心理压力却越来越大。据统计，在上世纪 50 年代 35 岁的美国人中，患过抑郁症的比例是 2%，但到了 2000 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14%。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增加社会的财富，但幸福程度却没有相应的增加，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幸福的决定因素有许多，财富仅仅是其中之一，而且幸福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主观而不可捉摸的，相反，它是可以衡量并且有现实意义的。
幸福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它涉及许多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乃至脑神经科学。幸福学的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财富的增长能够带来幸福程度的提高；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那样大了，而决定幸福的其他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北大商业评论：既然谈到幸福是可以衡量，并且有现实意义的，那幸福学研究会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奚恺元：以制订公共政策为例，幸福学给人们很多启示。比如，针对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多给一些补贴是最有效的方案。然而，关于幸福的研究发现，有同样的收入水平，失业的人和有工作的人相比幸福程度要低。这明显和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不一致：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喜欢更多的闲暇。事实是，失业的人认为失业是非常大的挫折，而且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所以，他们宁愿有一份工资仅仅相当于失业救济金的工作。因此，政府应该更关注增加就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仅仅向失业的人提供救济。
对于穷人来说，同样的财富增长带来幸福程度的提高比富人更多。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穷人的收入要比提高富人的收入对提高全民幸福更为有效，所以政府应该优先增加穷人的财富。也就是说，政府应该着重于帮助月收入 200 元的贫困群体的收入提高到1000 元，而不是着重帮助月收入 4000 元的人的收入达到 6000 元。
幸福学还展现了一种可能：测量民众的幸福程度并表示成一个幸福指数，将其与GNP、GDP等一起来衡量政府的绩效。只用经济指标衡量政府的绩效是很片面的，如同美国前参议员、总统竞选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所说的:“GNP 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也没有反映我们对国家的贡献。简而言之，它衡量了一切，却没有衡量我们活着的意义；它标志了一切，却没有标志我们之所以作为人的骄傲。”实际上，幸福才是制订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
相对于西方，中国还是一个较穷的国家。在中国要提高幸福度，发展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政府和社会需要警惕，不要陷入盲目追求财富的怪圈，最终损害了长远的幸福。“以福为主，以富为辅”值得决策者借鉴。现在国内提出“新发展观”，以及诸如“和谐社会”、“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观念，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
北大商业评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从而提高激励他们，提升绩效和忠诚度。幸福学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奚恺元：激励是管理的重要环节，传统思维习惯采用奖金、加薪等激励手段。从幸福学的观点来看，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员工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和金钱的绝对值无关，企业管理者应当有意识采用给员工更好感觉的方式进行激励。
比如，回忆是幸福感的一个来源。如果有两种奖励方案：给员工5千块钱，和奖励员工价值5千块钱的出国旅游。从传统经济学来看，前一种更好，因为现金的流动性高，既可以选择出国旅游，也可以买其他东西。如果让员工选择，他们也往往会选择现金。但实验研究表明，接受出国旅游奖励比接受现金奖励带来的幸福感更强。因为旅游给员工一个美好的回忆，他们会在很长时间内记住这次经历，而现金放进钱包后，人们往往忘掉了他们怎样花掉了这笔钱，慢慢失去了激励的意义。
同时，在奖励员工时，不给员工选择权可能更好。比如，如果奖励是等值的彩电和旅游之一，让员工自由选择，选择旅游的员工会觉得自己是放弃了彩电来旅游的，回来后看到同事的彩电肯定不太高兴；而选择电视的人，想到其他同事正在尽情游玩，也会顾影自怜。员工心中有了比较，反而会埋怨公司。研究发现，对等值的“得到”和“失去”，人们对“失去”的感受更加强烈。所以，从员工感受的角度出发，有选择不如没选择。
所以，在物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幸福学的成果取得更好的激励效果。
北大商业评论：人们常说管理是和人打交道的艺术和科学，幸福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给管理者带来怎样的启发？
奚恺元：了解幸福学能让管理者更关心人的心理因素，更愉快的达成管理的目标。比如，你有几个消息要发布，是一起发布还是分开发布让听到的人更快乐呢？Thaler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四个原则：(1)如果你有几个好的消息要发布，应该把它们分开发布。比如今天公司奖励了你1000块钱，下班后你在百货商店又抽奖抽中了1000块钱。那么你应该把这两个好消息分两天告诉妻子，这样她会开心两次。研究表明，分别经历两次获得所带来的高兴程度之和要大于把两个获得加起来一次所经历所带来的高兴程度。
(2)如果你有几个坏消息要公布，应该把它们一起发布。比方说如果你今天丢了1000块钱，还不小心把妻子的1000块钱的手机弄坏了，那么你应该把这两个坏消息一起告诉她。幸福学家发现，两个损失结合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损失所带来的痛苦之和。
(3)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应该把这两个消息一起告诉别人。这样的话，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所冲淡，负面效应也就少得多。
(4)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应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这样的话，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所淹没，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所以，懂得幸福学的管理者能让身边的人更快乐。这对组织有效性也有价值，因为快乐的员工才能让组织更具生产力，绩效更出色。
未来，幸福学可能给管理学带来全新的视角。比如公司治理中的经典观点“股东价值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股东价值。管家理论则提出要关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而从幸福学的角度，会提出“幸福最大化理论”：企业存在的目的是最大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未来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框架，把财务指标和股东回报纳入全面的幸福度评估。到那时可能出现这样一幕：人们愿意以次优的财务回报，来换取最优的社会幸福增值，让企业成为整个社会幸福最大化的发动机。
北大商业评论：这一两年您在做什么研究，有没有一些和企业管理相关的发现？
奚恺元：知识产权的盗版是社会的热点，为什么大部分遵纪守法的人不会拿别人一针一线，但会愿意不付钱拷贝有版权的软件呢？这有很多原因。比如，对盗版惩罚力度不够，使用盗版不容易被抓获等等。我和合作者最近的实验提出了一个心理学解释：当人们盗窃一件实物时，他们认为对实物所有者是带来直接损失，当他们盗用软件时，他们倾向于认为对版权所有者没有带来直接损失，而只是使版权所有者没有获得本可获得的收益。客观上，直接损失和未得收益是一回事，都给对方造成了损失。但心理上感觉很不一样。大多数人不愿给别人造成直接损失，所以不会盗窃实物；但大多数人对给别人造成未得收益并不像直接损失那样敏感，所以盗用软件的心理压力比盗用实物小了很多。
同时，我们发现，一件商品的成本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付费意愿的强弱。商品的成本大致可以分为固定成本（FC）和可变成本（VC）。对软件业来说，主要的成本是高昂的研发费用和员工成本，属于固定成本，基本不随产品量的加大而加大，而产品的可变成本主要是每张光盘的成本和包装费用，相对很低。单个消费者对VC的感受更为直接。与FC高而VC低的产品（比如软件和音乐CD）相比，消费者往往认为FC低而VC高的产品（比如珠宝）的价格“更加合理”，从而更愿意为后者付费。因此，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增加商品的VC，来加大消费者愿意付费的倾向。
又比如，人们对客观事物量的反应在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比如，拿到200元钱是否比拿到100元钱开心，如果是的话开心多少？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以及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都是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我最新的研究提出了影响量与主观反应的三大因素：评判过程（计算型还是感性型）、评估模式（联合评估还是分别评估）、易评估性（易评估还是不易评估），同时尝试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财富和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最近还研究了产品在其范畴中的相对位置的重要性：假如两个产品客观上好坏相等，但一个产品是一个高档范畴中的低档产品（比如，名贵品牌中相对便宜的系列），而另一个产品是一个低档范畴中的高档产品（比如，低档品牌中相对昂贵的系列），哪个产品会更受欢迎呢？传统市场学认为，品牌的好坏要比系列的好坏更重要。但我们的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低档范畴中的高档产品要比一个高档产品中的低档产品更受欢迎。
北大商业评论：现在有一种说法，人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但精神压力也大了许多，幸福学认同这种观点吗？
奚恺元：我们来看这样一幕：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是相对位置所带来的快乐，即领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则不幸福。一开始，两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从欣赏风景的角度，两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幸福。而从相对位置来讲，甲快乐，而乙不快乐。为了超过甲,乙加快了步伐。相应的，甲也加大了脚步。就这样，两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 从相对位置角度上来看，两人总体的幸福没有任何改变，因最终总还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因为两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这个寓言是物质竞争社会的写照，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质地位上相互竞争，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很多人追求物质，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要攀比，并且媒体（包括无处不在的广告）也在推波助澜。从幸福最大化的角度，社会应该减少对富人和奢侈品的宣传，降低人们在金钱和物质地位上竞争和攀比的压力。
北大商业评论：企业经理人常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复杂的人际关系、难以顺利达成的指标等，心理压力很大，他们很需要树立个人幸福管理意识。作为研究幸福的学者，您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奚恺元：心理学中很多关于生活满意感的研究证实，客观的生活条件和主观幸福的变化的相关性非常低。Brickman等人做过一个著名的适应性研究，他们发现：赢得巨额彩票(奖金超过100 万美金)的人刚听到消息时欣喜若狂，然而几个月后，他们的幸福程度已经与未赢得奖金的其他人没有显著区别了。而脊椎受到损伤的人过了几个月也并不像人们预计的那么悲伤，尽管他们的幸福程度确实比健康人低一些。
常人往往以为改善了物质条件会带来永久的快乐，其实，人们很快会产生适应性。比如，收入的提高只能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提高幸福程度，很快，人们对提高的收入不再敏感，他们期盼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满意感。当搬进装修好的新居时，人们很开心，但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开始感到很习惯，并不会因为这些东西感到特别的高兴，并且对此前费尽心思布置的家具和电器感到熟视无睹。
有句古话，“万事念中皆绝好，才到手时便平常”，描绘的就是类似的心理感受。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于是，才有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别人拥有的更好”这些不理性的观念。这是有心理学根源的。研究表明，正常人在失去（或想得到而未得到）一件东西时的痛苦程度要比得到同样一件东西所经历的高兴程度大。明白了这一点，经理人不妨时常提醒自己手中拥有的东西，不要因为熟悉而忽视，不要等到失去才觉得后悔莫及，比如健康、亲情、平安等等。这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应该在日程表中占有更高的优先级。
另一方面，人们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产生相同的适应性效应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比如旅游、运动、社交、艺术鉴赏、个人爱好等，要比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更长久。设想一个场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孩子居住在 120 平米的公寓里，很少出门旅游。有一天他们忽然赢得了 30 万元钱，并只有两种花钱的选择：一是用来改善居住面积，一次性地将原有的住房换到 160 平米，二是将30万元用在今后20年中的旅游上，每年全家人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哪种方式更好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买更大的房子。但是实际上旅游带来的快乐更加持久。原因是住 160 平米的房子很快会产生适应效应，而去不同地方旅游总是带来新鲜感，不易产生适应效应。
幸福学发现是脉冲式的变化给人的幸福感更高。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他的幸福程度是和一般人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本身生活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时常有一些变化，比如旅游、探险等这些脉冲式的快乐，则能让人感到更加幸福。一些企业家喜欢登山、赛艇之类的活动，就是有意无意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
要画一幅油画，需要颜料，但如果不懂如何布局，只是把颜料堆积在画布上，并不能画出好的油画。同样的道理，为了创造幸福，人们需要财富，但是一味积聚财富并不能保证幸福。为获得幸福，人们必须了解财富和幸福的关系，而幸福学就是关于这种关系的学问。
